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期）
这里，收藏南京城墙年时光
南京，中华门，边营一号，南京城墙博物馆。
每当夕阳西下，站在博物馆西侧的夹丝玻璃幕墙前，中华门瓮城带着晚霞的金光倒映在眼前。雄伟沧桑的城墙，高大挺拔的行道树，汽车尾灯划出的道道灯带，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为城墙博物馆罩上一层光影绰绰的外衣。
玻璃幕墙之内，就是中国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墙主题博物馆——南京城墙博物馆，这座收藏了南京城墙年时光的博物馆同时也是中国明清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展示基地。
博物馆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展品
站在馆外，玻璃幕墙呈淡灰色，不透明，由外向内看不到博物馆内部，只能看到反射的倒影；站在馆内，玻璃幕墙好像消失了，中华门瓮城和高大的城墙清晰地映入眼帘。这种单向透明的效果，源自使用了一种夹胶夹丝中空玻璃，南京城墙博物馆是国内首个运用这种玻璃的建筑，玻璃幕墙的面积为世界最大。
博物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董事长何镜堂，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倪阳设计。谈到设计理念，该团队表示，在设计之初，这座建筑就被视作城墙景观的一部分，在视觉上与古老的城墙融为一体。它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展示城墙、突出城墙、向城墙致敬，与城墙周边环境融为一体，而不是脱离城墙孤立存在，人们无论身在馆内还是馆外，都能“处处看到城墙”。由于紧邻城墙，博物馆的高度被严格限制，靠近城墙的一侧只有7米，远离城墙的一侧不过12米，为此博物馆采取了地上两层、地下两层的结构，才获得了平方米的展览面积。
仔细观察，博物馆如同中华门瓮城的“镜像”，简洁的线条方方正正，硬挺刚劲，充满了现代设计的极简与力度，它的时尚感与城墙的年代感形成了鲜明对比。与中华门瓮城的马道相呼应，博物馆西侧同样设置了三道折返式向上攀登的坡道，人们沿着步道可以走到博物馆的屋顶——一个特意留出来的观景平台，站在这里向西看就是中华门瓮城。向南越过中华门段城墙，可以看到大报恩寺塔，向东则是老门东片区，向北看则是主城区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城墙与城区、古代与现代、沧桑与时尚、醒目与低调、庄严与亲和，在游客的眼中对撞却又融合。
可以说，博物馆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城墙主题展品，是公众在走进城墙博物馆前看到的第一件展品。
最大展品，从屋顶垂吊进展厅
南京城墙博物馆的展厅内共有余件展品，其中最大的一件是一座明代烧制城砖的窑。它的形状像一个馒头，得名“馒头窑”，它的直径超过3米，高度超过2米，窑门开窑时被打破，后上方还有三支短烟囱。据了解，这座馒头窑来自江西省黎川县，因为体型巨大，博物馆施工时特地在修建房顶之前，把它从上门垂吊进展厅中。
这座窑的发现过程颇为传奇。它原本位于江西黎川县黎滩河畔，上世纪50年代，当地修建水库，窑址区被淹没在水下。年，景德镇有名的烧窑师傅黄幼根回老家黎川过年时，恰好水库放水水位骤降，河滩上露出大量窑炉遗迹。他发现这些窑炉与烧造陶瓷器的窑炉差别较大，多方调查得知当地曾为南京城墙烧过城砖，于是给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发来照片。中心立刻派人到现场调查，发现河滩上共有三排窑炉，数量多达座，场面极为壮观，遗址上还发现了“建昌府新城县”的铭文城砖。为加强对砖窑遗址的保护、展示和研究，这座砖窑成为馆内最大的展品。
公元年，也就是明朝建立之前2年，朱元璋下达“筑城令”，大量城砖、石材、木材从各地源源不断汇集到南京，最终筑成包括皇城、宫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垣的明城墙。而我们常说的明城墙，往往指的就是现存25公里的京城城墙，集中国古代筑城技艺之大成，被誉为“高坚甲于海内”。时至今日，南京明城墙仍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城垣。
筑城中用量最大的就是城砖，据保守估计使用量达到上亿块。明政府对城砖的质量要求极高，查验时要符合“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的要求，这样的城砖是如何烧成的？史料表明，光是泥料就极其讲究，首先泥料要选择黏而不散、粉而不沙的黏土，堆放后经日晒雨淋使其中的颗粒分解，再通过“过筛”使土更纯、更细，然后用经过曝晒的水浸泡去除酸、碱成分，再经人或牛的反复踩踏，去除气泡，使之细腻光滑，接下来将砖泥填入城砖模具中制坯，并在砖坯上模压或刻划出砖文。
阴干砖坯入窑烧制，是制砖最关键的阶段。待砖坯火候烧足后，窑工就堵住烟道，缺氧环境下，砖坯中的红色高价铁被还原成淡绿色低价铁，再加上柴薪的黑炭粒子渗入，城砖就变成青灰色，硬度也比红砖更高。这时还有重要的一步叫做“窨水”——在窑顶大量浇水，水渗入窑内既可以降温又可以隔绝空气，避免城砖氧化变红，确保其保持稳定的青灰色。
正是制坯和烧窑时都需要大量用水，因此砖窑多依河而建，既方便制砖取水，又便于城砖运输。研究表明，当年为修建南京城墙烧砖的区域涵盖今天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5个省，长江水系如同主动脉和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广袤的地区，窑址就分布在这些网状的河流边。据统计，参与烧砖的地区多达37府多个县。当时实行“砖票”制，在长江往返的船只必须顺带城砖运往南京，一块砖的重量大约为20公斤，一艘漕船要带40块，民船带20块，没有砖票的船只被抓获，船主将被治罪。南京城墙修建时间长达20余年，其中烧砖运砖是其中最为艰苦繁重的任务。
城砖铭文，古代最严密的责任制
南京城砖的一大特色就是侧面有铭文，一块砖出自某府某县，提调官、司吏、总甲、甲首、小甲、窑匠、人夫的名字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上面。中国古代有“物勒工名”的传统，就是说工匠要在自己的产品上留名，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就可以追究责任。
据统计，南京明代城砖上的人名一般有九级，最多的达十一级，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严密的责任追究制度：一块城砖有质量问题，产自哪里、谁组织、谁烧造全都清清楚楚。
馆内的一个展厅内，城砖铭文朝外，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四面墙壁，场景极为震撼，这些铭文也成为了解城砖烧造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以释读出大量的信息。例如印有“南京工部关防”铭文的城砖，表明除沿江五省外，明朝中央政府的工部也直接参与了制砖；印有“水军右卫中所”“广洋右所”铭文的城砖，意味着军队也参与了烧砖；而铭文中出现了“天界寺”“报恩寺”“龙吟观”等名称表明寺观也要承担烧砖任务；“癸巳里前徒砖”铭文表明囚徒也参与烧砖，现有资料表明，他们不仅要戴镣铐，工作强度也比民夫工匠更大，南京城中百姓犯法，也会被罚临时性筑城工役，以示惩戒。一块来自江西吉安府的城砖上模印有“窑匠郭氏”的文字，让我们知道当年可能还有女性也参与了城砖烧制。
当年烧砖的人名，基本上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一个叫石继先的湖南人却在史料中留下了记载。《岳阳市君山区志》记载，明洪武元年（），石继先被任命为总甲，在许市金鸡垅两侧的横垱湖和白浪湖岸边建青水窑99座，烧制大青砖，就地装船运往南京。为表彰他的功劳，官府还将他的出生地赐名为石继先，以示永久纪念，这个地名直到今天仍然在使用。
城砖矩阵展出了近块城砖，虽然看起来蔚为大观，但只是南京城城墙砖中的沧海一粟。年起，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的“南京城墙本体砖文信息采集”项目借助GPS定位系统、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技术手段，完成了现存25公里南京城墙本体砖文信息采集，获取17万余块清晰铭文城砖照片与坐标定位，实现对现存南京城墙本体上砖文信息的抢救性保护与永久性保存。
那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名字、原本用来追究责任的铭文，终于在多年后，进入数据库，成为受保护的珍贵文化遗产。
抗战遗物，见证中国人抵抗侵略的英勇和牺牲
与之前的夯土城墙或砖包土墙不同，南京城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完全用条石和青砖砌筑城墙，原因就在于元末开始火器大规模登上战争舞台，用于防守的城墙必须升级防御力。
在展出的火铳和佛朗机中，一件永乐九年制作的铜火铳不仅是现存已知最大的火铳，还见证了永乐年间的一次军制改革。永乐八年朝廷专门设立了神机营，3名步兵全部配备火器，这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就是在南京成立的。
另一件重要的征集文物是万历六年造的铜质佛朗机，长约1.5米，可架在城墙垛口调整射击角度；后部有一个长形的凹槽，用来装填子铳和弹药，发射后即可更换，大大提高发射速度。史料表明，嘉靖元年（），明军在珠江口击败葡萄牙舰船，缴获20多门佛朗机炮。这种先进火炮的威力让明军印象深刻，朝廷当即下令工部在南京宝船厂进行仿制，首批试制成功的32门佛朗机成为守卫南京城墙的利器。
最让人心潮澎湃的文物则是一批出自武定门机枪暗堡的文物，包括水烟壶、雪花膏瓶、印章、刺刀和子弹等，它们是年12月南京守军反抗日军侵略的见证。
年，武定门南侧约米处城墙维修时，发现因战争摧毁而埋没的机枪暗堡，对照年勘察绘制的“南京城防工事现状示意图”，可知此暗堡应为南京城防工事的“第46号暗堡”。
暗堡中出土的刺刀保存基本完好，经鉴定是欧洲原厂生产的德式毛瑟系列步枪刺刀；子弹与弹壳底部的字母和数字保留了很多历史信息，如英文字母“H”表示产地是济南兵工厂，进口子弹标“33”表示产于年，国产子弹标“25”表示民国二十五年造，即年生产。
综合判断，这批文物是年12月南京保卫战时，武定门段守军所遗留，那些被击发的子弹就是中国守军激烈抵抗的证据。战斗中，46号暗堡被严重损坏，年南京城墙工事调查图将其标注为“暂不维修”，使得其中文物得以保存。
武定门机枪暗堡是目前南京城墙中发现的惟一一座有当时遗物的暗堡。就在武定门失守的12月13日，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等先后被日军突破，南京陷落，在长达6周的时间里，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年，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和南京保卫战战迹寻研团共同开展了《南京城墙抗战遗存调查》研究课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了弹孔遗迹数处、弹片遗物多件及暗堡射击孔19处，主要集中在中山门、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汉中门、清凉门、和平门和挹江门八个地方。它们见证了面对处于优势的日寇，中国军人英勇抵抗，用血肉之躯保家卫国的顽强不屈。
秀丽雄伟，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城墙
展厅中还展出了一些原版外文书籍，展出了一些外文书籍，它们记录了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城墙。
其中时代最早的是明崇祯十二年（）拉丁文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曾三次来到南京，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在书中，他说：“论秀丽和雄伟……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城中居民给他的印象“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他对层层环绕的南京城墙印象尤深，据他记述，两个人从城的相反方向骑马相对而行，花了一整天时间才遇到一起。
明崇祯十六年（）意大利文版《大中国志》的作者是葡萄牙人曾德昭，书中记述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他笔下的南京仍是一片盛世景象，如皇宫、大报恩寺塔、城墙、观象台等都使他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出版于清康熙七年（）的拉丁文版《尼霍夫中国游记》，作者约翰·尼霍夫是荷兰探险家、画家、诗人，年随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到中国访问，将自己一路所见所感用文字和素描记录下来。尼霍夫在南京创作了包括南京城墙在内的多幅图画，最著名的莫过于大报恩寺塔，他是第一个将大报恩寺塔与世界七大奇观相提并论的人。
这些书在欧洲被译成各国文字，引起轰动，也推动了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中国成了欧洲人心目中强盛、富庶、制度先进、生活幸福的乐土。
时光荏苒，南京城墙再次走上世界舞台，成为“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的主力。目前，包括南京、西安、兴城、荆州、襄阳、临海、寿县、凤阳等14座城市的城墙携手申遗，使中国明清城墙阵容涵盖了从都城—府城—县城—卫所城的完整体系。年，《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文本》编制完成，正式递交国家文物局，而即将正式开放的南京城墙博物馆则成为展示中国城墙文化的文化客厅，迎接海内外的宾朋。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王宏伟
这个展览，带你走进宋代文人的精神世界
12月18日，南京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携手打造的跨年大展《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在南博特展馆开展。展览的上篇以“文治天下”讲述士大夫的治世行道，下篇则以“士林风雅”展示士大夫的生活意趣。来自38家文博单位的多件展品，全景式展现了宋朝士大夫匡扶天下的思想与文人雅士的精神文化生活。
“墓中文书”再现宋代官员30年仕途生涯
宋代，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发达的官学和私学培育了大量的儒士，饱读诗书的儒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文官队伍成为士大夫。
走进展览的“励精政事”篇，南宋文人徐谓礼的“录白印纸”映入眼帘。“录白”，指的是按原件格式抄录的官文书，“印纸”是指加盖官印的官文书纸，多用于记录官吏在任内的行为表现、绩效，作为日后考核、升迁的依据。
淡黄色的纸张铺陈开来，尽管多年过去，但墨迹如新，每一行字都清晰可见，生动勾勒出了一名南宋普通文官的仕宦履历，具体展现了南宋中后期文书制度、官员管理、政务运行等政治面貌，犹如一部南宋官制百科全书。
徐谓礼是浙江婺州武义人，婺州就是如今的金华。他生于“名儒之家”，父亲徐邦宪为一代名臣。徐谓礼20岁时因父入仕，从一名小小的京官起步。30多年宦海生涯，官阶从第三十阶“承务郎”（从九品）升迁至第十八阶“朝散大夫”（从六品）。“徐谓礼和江苏很有缘分，他曾担任溧阳县知县，兼主管劝农营田公事。”策展人王宣艳介绍说。
“这份文书得以不朽，有赖于位于浙江金华的徐谓礼墓室的保存完好。”王宣艳介绍，徐谓礼棺内灌注了水银，棺木与墓壁间的空隙，填了熟石灰、黏土、沙子、糯米汁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墓室上面，还有石板盖顶、封土，做到了与外界的完全隔绝。“在宋朝，文人对于自己的仕途非常看重，徐谓礼生前曾经专门交代族人保管好录白印纸，通过层层包裹一同放入棺中，作为陪葬品入墓。”
“印纸一般只见于宋代文献记载，实物非常罕见。”记者从南京博物院获悉，徐谓礼文书包括“录白告身”“录白敕黄”“录白印纸”，是推动宋史研究的新史料，例如文书中详细记录了徐谓礼在溧阳知县任职期间，当地税收的数额和完成情况，与《景定建康志》载溧阳税额基本一致。这些数据极有价值，可反映南宋地方赋税制度、地方政务管理等状况。
朱熹真迹体现“心系天下”的文人情怀
“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任福建漳州知州时，为白云岩书院写过的一副对联，成为了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精神追求。
展览现场，一件朱熹的手迹真品《朱熹与某侍郎书札卷》引起了观众的兴趣。这件行书手札为纸本，竖33.4厘米，横72.7厘米，卷前有明代著名书法家程南云题篆书引首，卷末有余鼎、胡俨、魏骥等文人的跋语。
《朱熹与某侍郎书札卷》全文行笔迅疾，似“不甚著意”，不过，并没有通过大开大合、纵横争折来实现“快笔疾书”，而是如莲裾轻动、晓风拂柳，给人以轻盈、雅逸的感觉，颇显示出他作为学者的那种“安静详密、雍容和豫”的胸襟。
专家据书写风格、行间格式及纸墨断代等因素鉴定，确认是朱熹的真迹。这是朱熹与为官友人的一封信件。内容中，字字表达了朱熹虽因病在武夷山疗养，但仍心系天下，希望百姓安居乐业的治世思想。
王宣艳说，宋代士大夫精神最突出的亮点是天下情怀，是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比如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体现了这种情怀。《朱熹与某侍郎书札卷》正是宋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坐言起行、经世行道、治国平天下的代表。
恬淡闲适，宋代士大夫的“意趣”生活
宋代士大夫尚志节，重操守，在生活方面也表现为节俭克制，慎行礼法。
无论在读书治学、吟诗作画、出入佛道，还是在饮酒、烹茶、焚香、赏花这些日常趣事上，他们都体现出风雅高致的审美情趣。
这种优雅从容的生活方式、淡泊闲适的人生态度，构成了宋代士大夫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展览现场，笔墨纸砚、酒杯茶具、碗筷衣鞋等生活用品一下子就拉近了宋代士大夫与参观者之间的距离。
宋代文人喜好点茶、斗茶、分茶，在茗饮中，常常比斗水品、茶品、诗品和煮茶技艺的高低。浙江省临海市博物馆所藏的龙泉窑划花梅月纹斗笠盏，碗内壁刻划数枝梅花、一弯月牙，笔法生动洗练，表现出北宋著名诗人林逋笔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意。
宋人饮食讲究意趣，常用的筵席用器，碗、盘、碟、匙（勺）、箸（筷）、箸瓶等成套组合，典雅精致，寻常的粟麦饭粥、盐酪荤腥、瓜果菜蔬在这样的点缀下，别有一番诗意。
展览现场，南京博物院所收藏的南宋漆盘、南宋青釉开片花瓣式瓷碗、南宋青釉荷叶式瓷盘、南宋龙泉窑粉青釉莲瓣纹瓷碗、南宋青釉暗花瓷碟，简餐素食的饮食之道，也体现出宋代读书人“一箪食一瓢饮”的安稳清欢。
我们常常说的“一日三餐”也是从宋代开始的，王宣艳介绍：“宋代人吃饭的模式已经与现代人差不多，筷子会放在专门的筷筒里，还会在旁边放上一张纸花，也就是现在的餐巾纸，哪怕顾客只点了一份黄瓜、一壶酒，也会上齐一整套餐具，比较‘现代化’。”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周娴/文赵亚玲/摄
乡创美学，让情怀更有价值
文/孙若风
有乡村，就有乡村文创。中国乡村文创可以追溯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仰韶、龙山、大汶口、河姆渡、半坡等等文化，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种种石器、陶器、玉器以及金属制品，很多都是当时的文创产品。《诗经》记载，周先祖不窋带领族人改地穴式居住为窑洞，这项如今已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从建筑文化角度看，未尝不是我们今天开展乡村建筑包括乡村民宿的创意源头之一。作为一个农耕文明的代表性国家，几千年来，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相联系的文化创新、创造不绝如缕，是我们乡创美学的历史积淀。
按照鲁迅的观点，我们中国文学艺术的觉醒时期是在汉魏六朝，在这个时期，因为人的觉醒，带来了文学艺术的自觉。我认为，中国的乡村之美也在这个时候获得新的发现。以王羲之《兰亭集序》为代表的山水文艺，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以及他的《归园田居》组诗为代表的田园文学和乡居文学，深刻影响了乡土中国的文人趣味。而在乡村田野之间，我口唱我心、我手绣我情的各类民间艺术，不仅陪伴了祖祖辈辈厮守那方土地的农人，而且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学艺术，也为今天在乡村开展特色文化产业、旅游业提供了直接支持，成为乡创美学的灵感源泉。
中国的乡村文化发展从来就是内源性力量与外部力量的结合。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向革命根据地，许多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深入农民，创作出一大批文学、美术、音乐、戏曲等各种艺术门类的作品，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这些文艺工作者成为今天进入乡村的艺术家、设计师、创客的先行者。
今天的乡创美学迎来重大机遇。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试金石，也是文化强国的基石。中国的文化复兴当然离不开城市这个主战场，但是乡村将是它开辟的另一个主战场。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辉煌交响。就如同城市文化会以合适的方式进入乡村一样，乡村文化也会在城市继续酝酿、发酵。在这样的双向交流中，怀有乡土情结、向往叶落归根的中国人，更倾向选择把城市文化场景变成对乡村环境的模拟，把城市艺术的旋律变成对乡村艺术的回响。乡村振兴大幕已经开启，乡村农业和乡村文化也将在举世瞩目中同时得到深耕细作，成为中国未来发展解决方案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文化演进看，乡村既是当前发展短板，又是未来发展洼地，中华文化的复兴，将定格在它的返乡之旅与再出发征程中。
在当前的乡村文化发展中，参与者、建设者的主体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设计师把眼光投向乡村，参与到艺术介入乡村活动中。这种村落再生实践，是出于艺术的敏锐，也是出于对乡村艺术的向往，他们会真诚地向乡村艺术家和传承人学习，尊重生活在乡村里的居民，有想法会和他们商量，寻找最佳的艺术解决方案，小心翼翼地还原乡村应有的面貌，保护乡村艺术的生命力。事实证明，真正的艺术家、设计师凭借其职业敏感和专业素养，更能辨识当地的生活之美和艺术之美，并且把它们提炼和呈现出来，帮助当地居民更好地发掘乡村艺术积淀，呈现乃至于重塑乡村艺术之美。解决乡村的内源性力量与艺术界前沿力量的关系，用艺术拯救衰败的村落，在日本等国家已经有成功实验。本世纪初以来，我国的艺术界也表现出主动走向公共的积极变化，“艺术介入乡村”作为一种潮流方兴未艾，开放的乡村欢迎这种力量。最重要的还是让农民参与，让农民动手，让农民成为创造主体的必由之路。中国是农耕文明，我们是农民的子孙，乡土文化深植于我们的体内，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回归这样的现场，就会感到熟悉、亲切，于是触景生情，心领神会，于心戚戚，然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因此，必须返回乡村，返回曾经是文化与庄稼一起生长的土地，立体式地搜寻，沉浸式地体会。轻捋这里的草木，一草一木皆关情；与这里的百姓交流，乡言乡音有共鸣。
乡村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故乡。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故乡，当然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故乡。乡村有最适合中国式审美的语境。孔子是面向乡村的，所以他说“礼失而寻诸野”；老子、庄子的核心语汇，比如山、水、自然，都在乡间。王阳明创立心学灵感来自多年乡村生活最后在龙场悟道；禅宗把佛教改造为中国宗教，来自异域的一祖达摩，还有我们本土的二祖慧可、三祖僧粲以及后来的传人，总是穿行于乡间。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传统美学是开在乡村的花朵。我注意到，今天，在乡村文化建设上，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村民、新农人、设计师和艺术家，共同语言最多，最容易形成共识，其原因就是有着共同的审美追求。
以乡村为论场，是重构中国审美话语体系的基础。大学、研究机构是建设中国审美话语体系的重镇，书房、课堂也是研究、阐发中国审美话语体系的场所。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