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北京青年报」
前不久，在北京前门附近的草厂地区，一条胡同过道儿里的“微摄影展”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那些影像记录了老街坊生活中的画面，亲切而生动，唤起人们埋藏在深处的记忆。作品的拍摄者藺鑫元生在胡同长在胡同，在这个已经有多年历史的古老街区住了70多年，他用一个老北京的眼光去观察胡同，定格生活中的瞬间时光。
9月的一天，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蔺鑫元的家，看他的胡同过道儿摄影展，听他讲述15年来拍摄胡同的故事。拍了这么多作品，他最想要记录的，是那些胡同里的幸福瞬间，那些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渴望。
看照片，听故事，过道儿成了“打卡小景”
在蜿蜒曲折的胡同里找蔺鑫元的过道儿摄影展，是需要走心的。雨后的秋天，挨家挨户地慢慢寻过去，特别能体会到岁月悠长的痕迹，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气息。
走着走着，忽见一截灰墙上贴着A4大小的白纸，上面是手写的“前门影像——蔺鑫元胡同过道儿微摄影作品展”。迈步走进一个斑驳的老式木门，只见两侧过道儿里贴满照片，迎面影壁上，是一张大幅的摄影作品，画面里的小孩笑得特别开心。
和气派的展厅比，小过道儿的砖墙实在有些“寒酸”。但昏暗的光线、墙角堆放的杂物，还有悬挂的老窗框，和摄影作品交织在一起，却有了一种不同的况味。说来也奇怪，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私人小展，不但街坊四邻关心，也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路人，其中不乏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这个小过道儿，成了越来越多逛胡同的人来“打卡”的一处小景。
提起最初在自家过道儿里办展的缘由，蔺鑫元笑言是受到前几年街道办“邻里节”的触动。当时他提供了几十张照片，前去观看时发现，用的镜框倒是挺大，但“每个镜框里头放了四张六寸的照片”。他感觉不过瘾，有点意兴阑珊地回家，便开始琢磨着如何让拍了这么多年的东西更好地呈现。
前年年底，他和几个朋友坐在家中的小院聊天，说到想办个展，不由得突发奇想“不行就在这院里办吧”，大家都说好，还一起设想怎么挂作品。可没多久疫情一来，这事就搁置了。去年北京规划展览馆联系前门街道准备办绘画摄影展，当时辖区有一位老先生画前门，再加上蔺鑫元拍前门，“正好凑一块儿能办这个展”，于是他精心挑选的几十张照片有40幅被选用展出。
没想到开幕式之后，天天有好几拨人看，蔺鑫元每天都不辞辛苦地跑过去一张一张给大家讲照片背后的故事，“讲一遍一个来小时”，大家都爱听。这让他备受鼓舞。
画展结束后，对办个展还不死心的蔺鑫元一想，在院里弄不成，“索性把过道儿利用起来，还有点公共空间的意思，大家伙路过时就能看看”。于是，他选了在前门地区拍的50张照片，在过道儿布置出了照片墙。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蔺鑫元家过道儿里的照片，特别是转胡同的人们，进来不光看，还挺爱听他讲的。于是他就在外墙上写了个启事，画了长长的指示箭头。后来又拉上一根电线，在过道儿尽头装了一个灯泡，便于照明。还给照片起了名字，写了一些注释，“我总想拍了这么多东西，给大家留一个美好的回忆”。
照片里有故事，有变迁
蔺鑫元在草厂胡同住了70多年，他切身感受着几十年间这里的变化。有个传说，他不喜欢：“北京有句老话叫‘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说住前门，有人老会有‘脏乱差’的印象，好像我们饥寒交迫似的。其实历史上不存在‘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明显差异，这个说法过去说的是以珠市口大街南北、前门大街东西为分界，现在都以大的城区来分，是被讹传了。”
在蔺鑫元记忆里，他小时候前门的大杂院不多，“很多都是一家一户”，以前穷苦人都住在珠市口大街以南，包括金鱼池、龙须沟、天桥附近。过去崇文门是税门，前门这一带做生意的人比较多，包括开银号的、开当铺的和一些大商人都在这块儿住。前门地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会馆？除了进京赶考的住，当时的汉官也有住的。比如纪晓岚大学士，包括皇上的老师。具体到草厂一带居住的，以小商人、手工业者居多，比如打磨厂，铁匠和做磨的人多；珠宝市、瓷器口、花市，也都是以工匠工种沿袭下来的地名；小市口呢，一听就是做买卖的市场。
蔺鑫元曾经拍过一张照片，他给取名叫《一家人半条胡同》，拍了三代同堂，特别能反映胡同居民的历史风貌。照片中的主家老先生是一位做中式服装的裁缝，十几岁到北京学徒，三年徒满因为手艺好被掌柜的留下，做一件衣服挣的钱两人对半分。他先是租房，后来在胡同里一个小院里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再后来他买下了这个小三合院，凭自己的本事安了家，一辈子在这条胡同里生活，曾经给好多首长做中式棉袄，电视台都来给他拍过片子。为什么拍那张全家福？除了这位老人奋斗的人生，让蔺鑫元觉得有意思的是，“老先生生了四个女儿，最后一个老五是男孩，他四个女儿又生了四个闺女，等于老先生有四个女儿，四个外孙女，再加上儿子一家，全家17口人，真是个大家庭。”
草厂胡同里除了开小买卖的，还有特别有钱的商人。蔺鑫元记得胡同顶头的院里曾经住的是当年长春堂药店的老板，他家的“避瘟散”很有名，“我还记得不大的一个八角锡盒，盒里装着朱砂颜色的粉末，可以抹鼻子底下闻，还可以吃，头疼脑热的什么都治。这个长春堂的老板特别会做生意，早年间经常坐着轿子在前门大街一带吹吹打打发广告，还送一小盒避瘟散试用，买卖越来越火，鼎盛时期在全国开了好多分店。日本人来的时候，长春堂的药厂着过一次火，连带烧了旁边一个戏园子，不但赔了钱，还因为一把火烧得满街奇香无比，日本人以熬大烟的罪名给老板抓了，后来花了两黄金才渡过一难。老板放出来时，通过认识的日本翻译提了一个要求：正月十五想在正阳楼放花。那时候的箭楼上是电影院，一放花炮，特别热闹，老百姓全都知道了，以至于当时还闹出一个传言，说他们家把前门楼子买下来了。清末民初时长春堂开了好多买卖，卖马灯、棺材铺，以及前门有名的亿兆百货商场，都是他们家的。现在三里河公园口有个叫长春别墅的地方，就是长春堂药铺的遗址。”
从照片中还能看到四合院的历史变迁。曾经有一段时间老说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没厕所，不方便，蔺鑫元有切身的经历，“其实过去每个院子里各家用的都是旱厕，把一个水缸埋在地里头，上边用两块木板或是石板一搭，再放两块砖头垫脚，就是厕所。城里还有淘粪的，在粪场晾晒完了运到郊外卖给农民。挨着草厂十条有条奋章胡同，实际上以前叫粪场胡同，过去就是晒大粪的地方。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京剧有位名家在此购地建了个四合院，他对房子十分满意，但一说自己住‘粪场胡同’，就感到不快，于是致信当时的北平市长，改名为‘奋章胡同’，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淘粪工人不再受压迫，时传祥还成为劳模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为什么能成劳模？人家那工作确实做得好，淘粪工人斜挎着一个木桶，来了以后把木桶撂下来，拿特别长的一个勺，把粪淘了。淘完了还把厕所打扫干净，甚至拿水涮干净，还给撒点石灰消毒。时传祥就淘过我们这片胡同里头各家各户的粪。”
蔺鑫元记得，胡同里上厕所难，又脏又臭，苍蝇蚊子到处飞，实际上是后来出现“大杂院”后才出现的景象。“后来地震的时候，各单位发建筑材料搭防震棚，这一盖不要紧，有的人就惦记上了厕所的位置，因为地震时候胡同里开始建公厕，淘粪工也取消了，自家的旱厕也不用了，院里的空地慢慢全盖了房子。好在，现如今比过去条件好多了，公厕越修越好，冬天还有暖气，方便、干净多了。”
走进老街坊的家捕捉“幸福感”
真正聚焦生活在前门的人，蔺鑫元坦言是源于年居委会的一次活动。当他提出想拍“幅老人笑脸”的想法时，社区领导很支持，还出面帮他协调。那时候他挨家挨户拍了一百多位老人的照片，捕捉到不少“幸福的感觉”。
走进老街坊的家，蔺鑫元收获最多的是感动。有一位老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一次去拍老两口时，老太太主动地搂着她先生，跟我说我们结婚60年了，她特强调60年，那种幸福的感觉我很感动，禁不住眼睛湿润了”。第二年，当他再去给那老两口拍照时，老伴去世了。老太太告诉藺鑫元，她老伴年轻时就得了肠梗阻，她每天晚上都给他揉肚子，揉得浑身是汗才能见效，几十年如一日，老太太最后一句话说，“我没伺候够他”，这句话让藺鑫元当时就感动得泪流不止。
蔺鑫元觉得，胡同就是他的家，是寄托乡愁的地方，在他看来，如果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能让更多的人受到启发，让大家去关爱自己身边的人，比得了奖、挣了出版费更有意义。用他的话说：“我就想把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的生活面貌展现出来，过去或者现在，我觉得生活在四合院里的北京人，特局气、特开朗、特包容，这是北京胡同文化里培养出来的精神面貌。”
“文化会餐”，比侃大山强多了
蔺鑫元中学就在这一片儿的汇文中学上的，那段时光让他难忘，也是从那时起，他接受了摄影的启蒙。至今让他感念的是，上中学时他们老师有一台珍贵的相机，“我们经常借老师的相机出去玩”，后来去陕北插队时有个同学带了一个的胶片机，令他更加痴迷拍照，还自己做放大机，没有电就拿手电筒照着，躲在木头柜子里自己洗相片。后来他留在陕北一所中学教书时，还鼓动学校买了一台相机，他带着学生练习拍照。
蔺鑫元坦言这辈子做过好多工作，最喜欢的职业就是当老师，他就像当年自己的老师一样，去宽容对待自己的学生。当年一节初三的语文课他记忆犹新：那是第四节课，又饿又困最没精神头的时候，大家都不时去看看窗户上画的一个印，因为太阳的光影到了那儿，就会打铃下课。他印象特深，那天班里有八个住校的男生齐刷刷剃了光头，田老师一进门头一句话是“呦，今儿真亮堂啊”，第二句话是“秃哥们儿们，上来吧”，“结果那八个秃哥们儿在上面齐刷刷地站一溜，拿着书分角色读契科夫的《变色龙》，他们边读我们边笑，笑了半节课”。
蔺鑫元对汇文中学还有着别样的感情，因为当时在学生会，他和肖复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们是同届学生会骨干，他是主席，我是副主席。他负责学习、宣传、出壁报，我负责文体活动”。他印象很深，上学时肖复兴的作文就特别好，“《中学生作文选》里边都有他的文章。”
蔺鑫元初一时就在学校阶梯教室里给大家朗读小说《红岩》，“当时学校只有两本《红岩》，一本在我这儿，一本图书馆存档，每天中午读，读了好几个月。”到了学生会，蔺鑫元便跟几个同学在学校办了一个广播站，每天中午播音。
走过大半生，蔺鑫元也没离开过胡同，今后也不打算离开。他熟悉胡同的味道，留恋街坊四邻的亲情。这个夏天，他老想能为街坊四邻做点啥，于是就有了放小电影的想法。
晚风吹拂的傍晚，走过草厂胡同的人们，大概会被一处热情洋溢的纳凉情景所吸引：有时是用小投影放电影，更多时候是一群多才多艺的老人吹拉弹跳。有一次街坊老翟看到了，过来说：咱这叫文化会餐，比侃大山强多了！蔺鑫元抑扬顿挫的朗诵，常常吸引不少人围观，前两天他还声情并茂读了一段肖复兴写桥湾的文章，“大家都喜欢肖复兴，因为他也是从前门出来的文化名人。”
蔺鑫元还特别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每当有小学生来参观、座谈，他好几天都沉浸在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幸福之中，“他们的朝气和活力感染着我。”
这里的日子，有滋味，有念想
前两天有一个快递小哥给蔺鑫元送件，等他在西屋听见急忙穿过小院去开门，小哥在院门外笑着跟他说，“我不着急，在过道儿里看半天照片了。”像这样来自陌生人的美意，让蔺鑫元特别欣慰，他觉得同一张照片每个人看了有不同的体会，“那才是好照片、好作品”。而且，他特别想传达的一种情感——生活在前门的人，大家喜欢这个地方，对生活是热爱的，他特别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让人们看到生活在这里的人，“日子过得有滋味，有念想。”
在胡同里住了几十年，很多看着他长大的老人都已离去。儿时的玩伴有的也不知去向，可蔺鑫元还是常常想起他们。
他记得特别清楚，原先住胡同北口广东韶州会馆西屋的，是曹大爷，曹大爷有五个女儿，全靠他在胡同口摆个小干果摊维持生活。“他的小摊除了干货，还卖些小玩具、棒棒糖和汽水。我小时候是常客，洋画、玻璃球、万花筒……好多玩具是用攒的零花钱在小摊上买的。”
当年住在湖北黄冈会馆东屋的侯大爷家，安了整条胡同里唯一一部电话，要是谁家有事来了电话，侯大爷会撂下电话赶紧跑去通知，要是在街上看见他们家正在玩的孩子会大喊一声，“三儿，回家叫你妈接电话！”三儿家来电话的消息会传遍整条胡同。
往事历历，蔺鑫元也格外动情，“宝子住在我家对门，他和我同岁，宝子家是梨园行的世家，父母都是唱青衣的，在解放初期去了内蒙古。宝子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的爷爷是唱花脸的，我经常看见宝子爷爷教他练功，我也经常凑到跟前从他家架上拿起棍棒耍上几下，后来宝子真的考上了戏校。”
直到现在，蔺鑫元还记得胡同南口高高的大门里住着他最要好的伙伴国庆，“我们是小学同班，中学同校，十几年里我俩常一起约着上学，国庆他父亲是一得阁的掌柜，我小学写大字的墨都是他家的，他家的书架上摆满了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厚厚的《康熙字典》。”
老街坊们经常边看照片边感叹，“这不是谁谁谁家的二子嘛，那会儿才多大，现在都上大学了！”还有人跟蔺鑫元说，“我在这儿也生活好几年了，看你照片才觉得，原来胡同里这么热闹呀！”街上碰见时，有年轻人向他表示感激，“您给我妈拍的那张照片，是最后一张我妈笑的照片。”蔺鑫元说，“他们感激我，我也很有成就感，只要有一个人看了有点感觉我都高兴。”
蔺鑫元直言就想当一个“住在胡同里的快乐北京人”，他觉得生活在前门地区的人，“即便日子再难，他们也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渴望”。
文/本报记者李喆供图/蔺鑫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