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于中世纪农业作物产量低的传统解释是：缺乏足够的牧场，来畜养能够为耕地提供粪肥、维持土壤肥力的牲畜。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仍普遍认为，低产农作反映了农人对粪便维持土壤肥力的价值的无知。
而事实告诉我们，中世纪的农民懂得，将部分土地留作牧场，能恢复土壤肥力；但是，欠缺耐心以及经济考量，最终使农民们觉得这种维护土壤的投资没有吸引力——他们以“ 限度地提高当年的收成”为 目标。在后罗马时代的农业方法和实践限制了作物产量的几个世纪之后，中世纪一段较长的气候适宜期使作物产量增加，并促进了人口的加速增长。
人口增长继而带来对作物产量增长的迫切需求，这再次引发了对欧洲剩余森林的砍伐。新的重型耕犁的出现，使农民能够耕种树木根系盘绕的低地，以及覆盖着硬厚的黏质土壤的河谷。在11—13世纪，整个西欧的耕地量翻了一番。农业扩张带动了村镇和城市的发展，使其逐渐取代封建庄园和修道院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石。到了公元年左右，欧洲 的土壤之上的森林已被砍伐殆尽。
到了13世纪末期，新的定居点开始耕种贫瘠而陡峭的边缘土地，田地的扩张使人口不断地增加。到了公元年，欧洲人口在两个世纪中翻了一番，达到八千万。强大的城邦在农耕最密集的地方诞生了，尤其是比利时和荷兰的肥沃低地及其周边地区。到了14世纪中叶，农民已开垦了西欧绝大部分 土地，以养活迅速增长的社会和新兴中产阶级。在被强大邻国包围的弗拉芒和荷兰，当地农民采用了与现代相似的轮作。
公元—年欧洲灾难性的饥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当人口达到农业系统承载力的极限，恶劣天气的出现将造成怎样的后果。年全年都是潮湿的，涝田断送了春播。作物产量只是往年的一半，收得的少量干草潮湿并腐烂于谷仓。到了年初，普遍的粮食短缺，让人们不得不吃掉为下一年准备的作物种子。当潮湿的天气贯串整个夏天，农作物再次歉收，小麦的价格也增加了两倍。
穷人买不起食物，而那些有钱人——甚至是国王——也不是总能买到食物。一些饥饿的农民转向了抢劫；饥荒灾区甚至有过人吃人的现象。营养不良和饥饿的乌云开始笼罩整个西欧。自诺曼底人于年入侵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缓慢但稳定，直到年黑死病爆发。几次大饥荒进一步雪上加霜。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从13世纪初的约四百万下降到了14世纪初的约两百万。整个欧洲的人口下降了四分之一。
在黑死病爆发以后，农村人口大幅下降，为了换取微薄的租金，地主竞相给予佃农其所耕种土地的终身使用权甚至继承权，以让他们继续留在土地上。随着人口之后的反弹，在16世纪初出现了该地区农业的 一次扩张，农田布满大地。自12世纪后期开始，为了从价格急剧上升的土地中获得更高的租金，地主们开始圈占以前用于共同放牧的土地。已经没有足够土地而又被强大邻国包围的荷兰人，展开了雄心勃勃的从海上获取土地的计划。
约翰·菲茨赫伯特写于年的《测绘书》，是 部以英文出版的农业作品。书中指出，提高一个村镇价值的方式，是实行农业整合——将农民使用公地和牧场的权利，转变为在每户农家旁边圈出单独的田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这个给每个农户分配三亩地一头牛的公地整合策略，演变为把英国乡村改造成一个个大农庄的运动；农庄可部分租给佃农以盈利。除了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多数人认为公地私有化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且对增加农业产量有利无弊。
在动荡的16和17世纪，英格兰的大部分农地在亨利八世反对天主教会的战争、王位争夺战以及英国内战中易主。不受保护的农地使用权，削减了人们对于投资土地改良的热情。到了17世纪下半叶，有人提出，英国应该采取弗拉芒人的农田租赁传统：如果四个公正的评判人——其中两个由地主选出，另外两个由佃户选出——认为一块农地在租期结束后其土壤质量得到改善，地主就应向佃户支付一定数额的钱。
当欧洲的气候从中世纪暖期进入小冰河时代（大约从公元年一直持续到年）时，一年中的寒冷期延长，意味着作物的生长季缩短、产量下降，可耕地亦相对减少。常年生活在食物需求不足的边缘的底层人民，在歉收后的粮食严重短缺时期非常脆弱。这时， 府监控着面包价格，以衡量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风险。
农民们对土地改革的渴望，在粮产不稳定和供应短缺的进一步推动下，助长并触发了宗教改革。由于教会很少拒绝信徒们捐赠的土地，因而经过数百年的累积，教堂所持有的土地量已远远超出神职人员开垦和耕作的能力。因而，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将“上帝的土地”租给贫穷而缺乏土地的农民。到了15世纪，教堂在部分地区所持有的土地量高达五分之四，它超过贵族阶级成了欧洲 的地主。
试图抢回教会所占土地的贵族及其盟友，借机利用了佃农的广泛不满。民众对宗教改革的广泛支持，不仅是为寻求宗教自由的承诺，也是为寻求更多的土地。对农作物需求的不断增加，意味着牧场减少，动物越冬饲料不足，以及肥料短缺难以维持土壤的肥力。随着人口不断上升，集约耕作的土地迅速丧失了生产能力，因而需要不断开垦更多的边缘地区的土地。
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心的复兴，也刺激了农业实验。16世纪，伯纳德·帕利西认为，草木灰是好的肥料，因为其成分与植物从土壤中所提取的营养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被重复使用以促进新植物的生长。17世纪初，比利时哲学家扬·巴普蒂斯塔·范海尔蒙特试图解答“植物是由土、气、火还是水组成”的问题。他在两百磅重的土壤中种植了树苗并实施了防尘措施，在仅添加水的情况下让其生长五年。
他发现，树的重量增加了一百七十磅，而土壤只失去了微不足道的两盎司。范海尔蒙特因此得出结论：树增加的重量来源于其生长过程中 添加的物质——水。鉴于土壤失去的重量仅占树增加重量的极小一部分，他否认了土壤对树生长做出贡献的可能性。有人怀疑，他也未认真考虑过空气或许是树所增加的重量的主要来源——在范海尔蒙特之后，人们花了几个世纪才发现 化碳并理解植物的光合作用。
与此同时，在17世纪农田布满大地的情况下，农地“改良者”开始崭露头角。荷兰大部分的低丘和浅谷覆盖着不适合农业耕作的、富含石英的沙质土壤。为了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荷兰人开始在自然贫瘠的泥土里混合粪肥、落叶及其他有机废料。由于在相对平坦的土地上耕作不会造成水土流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荷兰累积起厚达三英尺的、富含有机质的黝黑土壤——缺乏足够的土地令其找寻造土之法。
像荷兰一样，丹麦人通过采用包括豆类作物的轮作，以及施撒粪肥，改善了自然的沙质土壤，并使作物收成翻番。换句话说，他们重拾了古罗马农业的关键要素。土壤改良理论传播到了英国，那里也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探寻农业创新以提高作物产量。17世纪的农学家扩大了饲料作物的范围，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轮作。他们通过种植豆类提高土壤肥力，也通过施撒更多粪肥以保持土壤肥力。
英国的农地改良者推广种植三叶草以修复农田的方法，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三叶草根部具有固氮根瘤菌，直接增加了土壤中的氮含量；同时它可以作为牛的饲料，间接提高粪肥量。英国的农地改良者推广种植三叶草以修复农田的方法，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三叶草根部具有固氮根瘤菌，直接增加了土壤中的氮含量；同时它可以作为牛的饲料，间接提高粪肥量。
在—年间，尽管有着寒冷的冬季、潮湿的夏季和较短的作物生长季，英国的农业亩产还是不断增加，这一时期后被称为“自耕农的农业革命”。在17世纪初，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英国农地掌握在自耕农手中，即那些拥有小块地产或长期承租自营地的农民或佃户。痴迷于给土地施肥的农民，开始把石灰、粪便和几乎其他任何可得的有机废料翻犁进他们的田里。
农民也开始转变在固定地块农牧的做法，开始实行耕种三四年后休耕，将该地块用于长达四五年的畜牧后再被重新耕种的模式。这种“循环农牧”的新做法带来了更高的作物产量，并吸引更多人来开垦曾被用于放牧的“公地”。新兴的土地改良者亦率先发展出对湿地进行排水以用来耕种的系统。他们尝试设计耕犁，以及各种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上层地主阶级主张圈出牧场，并种植饲料作物（尤其是大头菜）作为牛的越冬饲料，从而增加粪肥量。
结语
他们的主张建立在如今被称为“公地悲剧”——公地会使土地退化——的论点上。农业改良者认为，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必须将分散的公地圈起来，合并为大庄园。于是，由土地所有人和律师组成的议会，通过了把已使用数世纪的公地圈为私有地的数条法律。圈地的确增加了作物产量，为大地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因圈地合法化而被隔在围栏之外的农民——其父辈依靠自己的劳动吃到肉、奶酪和蔬菜——只能靠吃面包和土豆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