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是重庆荣昌安富镇，第一次回去，已有十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虽回去不多，对它却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永远记得那鳞次栉比的老屋，白墙青瓦，悠悠麻石路，鸡犬相闻，记得过年时亲人们互相拜年温馨的场景，记得恰逢生日，奶奶避人耳目悄悄把我拽进厨房，端一碗面压两个荷包蛋的偏爱。
▲安富古街
“安富场，五里长，瓷窑里，烧酒坊，泥精壶壶排成行，烧酒滴滴巷子香……”这句流传了两三百年的民谣，印证了曾经的热闹。爷爷喜欢到小酒馆坐坐，一碗小酒，一碟兰花豆，能泡一天，那种闲适和安居，成就了爷爷的长寿，活过了92岁。我也曾学着大人的样子去茶馆喝茶，因为那种川中地方气息，可以一把把人抓住、感染，身在其中，不能自拔。可惜后来因修建高速公路，老家没了以前的模样。
我曾想，如里安富镇还有那时的原貌，我一定要回去定居，自己身在文创行业，定会用新时代新思维为它做点什么，因为切切实实舍不得记忆中的美好。
我时常想乡村振兴的路应该怎么走？觉得乡村就要有乡村的样子，要保留乡村原始风貌和淳朴格局，历经改革开放产业化、工业化、科技化已是必然之路，再把经济元素、技术元素、资本元素注入进去，提升其生活品质和文化品质。这样的乡村多好啊，我们赋予它一种精气神，让乡村自己重新苏醒或者唤醒。我们常说“四个自信”，中国乡村的自信，是广袤的、深厚的、活泼的，它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要找到这种自信。
▲安富街景
仔细思量，之所以对老家的点点滴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还是被那种原生态所打动。故乡的淳朴，乡亲的善良，以及在那种平静生活之下的坚韧，形成一种气息，悄然之间进入到我的内心，铺垫了我的人生底蕴，成为我的精神家园，心灵的皈依之处。
这是我的故乡之一。
实际上我是土生土长的湖南株洲人，在株洲“厂”长大，这是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的前身。无论它如何变，厂这个军工厂的编号，一直是我们共同的称呼，对我的影响也极其深刻。我曾说我自己：厂里人不像厂里人，山里人不像山里人，城里人不像城里人，乡下人不像乡下人，但是我又都像。为什么呢？因为厂当时在三线，在一个山窝窝里面，离株洲市并不远，但它相对独立，有一种浓烈的军工厂的氛围和气息。
我记得上小学军训拉练，寒冬腊月真的冷。我们每天清早起来，学着《火车向着韶山跑》进行长跑集训，接受严酷的体魄锻炼，这也算是军工厂子弟的特殊记忆吧。我父亲是厂里的工程师，我从小就看他的资料，翻他的抽屉，耳濡目染什么全面质量改革、质量检查之类的，有些东西就这么根植到灵魂中。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家里买了个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成为家里的核心物件，用得多难免有时会坏，父亲就亲自动手修理，我就跟着后面递个零件，递个烙铁什么的。也许我太珍惜这段时光，后来大家不用这个收音机了，我也一直带着走，读大学，参加工作，一直跟着我。也许它太老了，用得久了，最后散了架没能保留，我现在仍觉得非常遗憾。
▲厂里当年苏联专家留下的红砖房子，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厂识和文物
改革开放后，厂军转民，做摩托车。父亲牵头负责和日本雅马哈合作，做南雅坐式摩托车。那时候他已有50多了，从头开始学日语，在日本呆了一两年，一边谈判一边学习技术，扎扎实实把项目带了回来、把合约带了回来、把产品带了回来，然后盯着干，做得很不错、很成功。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改革开放时代的落脚点，是坚韧不拔的工匠精神传承。
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工作、干活的那种劲头，我的父母也都天天加班加点，每天在工厂里面风风火火忙忙碌碌。我母亲嗓门大，为什么，因为她在车间里，机声隆隆，必须要大喊大叫。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叫，还允许到车间里玩，可以站在边上看父母上班，跟在边上混一混什么的。今天看的话可能管理不严格，但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这种整体氛围和工作的环境。全家上阵忙生产，其实很艰苦，非常不容易，但是今天看来却是一种难忘的回忆，蛮美好。
在厂，我搬了几次家，最早住的房子叫做“干打垒”，就是在山坡边上用木头做成模子模具，然后把泥巴稻草石灰混合加上其他一些原材料注入，夯实、砸紧，把一片片的墙立起来，然后再辅以房梁搭出来一排平房。实际上很简陋，却也有它的好处，冬暖夏凉，特别是房间的地面是用土夯实的，我们小伙伴就直接在房子里的地面上挖洞洞，打弹子玩，现在孩子想都不敢想。还有每间屋子的屋顶青瓦中间定会有一两片玻璃做的明瓦，阳光射下来，有一道生动的光，自自然然的照亮屋子，极其温暖。
第二个住的地方，是当年苏联专家留下来的红砖房子，有两层，我家住一楼，一楼下面有木地板，下面是很高的隔离层，是完全按照苏式建筑做的，到今天也成了一种历史的烙印，一种某种意义上的厂识和文物，到今天厂还保留了一部分这样的红房子，可惜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拆了。这种红房子每家有厨房、有厕所、有单独的自来水，几栋这样的红房子就围合成了一个花园、构成了一个群落。小时候无聊的时候，就一天到晚蹿上蹿下，在木地板下面钻来钻去，到花园里到处蹦跶，冲到后面的山上玩，就这么长大了。
到了商品房时代，我们家住在六楼，根本就不觉得高，爬起来得劲，那时候住楼房感觉越高越好，视线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如同换个视角看社会看人生。所以我仍记得那个时候搬到六楼新房子里面，一家人喜气洋洋的模样。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搬迁，我也离开厂了，父母也老了，退休了，我们兄弟姊妹凑分子帮父母仍在厂买了新房子，关键是电梯房，十几层楼，但我父母仍是选了六楼，他们对六楼情有独钟了，有了电梯他们年纪大了终于不用爬上爬下了。我们姐弟三个，也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飞向祖国各地，但每次回家，都要团聚在一起，因为父母在此，成长在此，故乡也永远在此。
▲陈刚和家人
我非常庆幸有厂这么一个好的故乡，有这么好的一个成长的环境。之于我，是一种工人阶级奋斗精神的载体。军工厂的风骨，锤炼着我们的坚韧不拔；技术领先的特性，激发着我们对技术革命的认同和向往；长辈们对生活工作的热爱和敬业，为我们永远奔跑、不惧艰险输送不竭的动力。无论我在外有多浮躁忐忑，回到这里，我总能找到重生的力量。只是非常遗憾，父亲于今年清明前不久过世，于故乡我又多了几分愁思，对余光中的《乡愁》感同身受。
家乡，它是一种现实的领域和精神的领域的交互存在，是一种场域，一种场景，带来一种气质，一种格局，一种深刻的烙印，一种独特的情怀。我们从那里来，带着铬印和牵挂行走，我们从中汲取力量，逐渐成长，走了出去，面临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冲击，我们如何不忘初心、自我安守，如何在历史和未来中寻觅一席之地？要我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要永远在乡愁当中，但是你也要走出乡愁，最终再回到乡愁。
（作者系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