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夏天的庐山，风景秀美，气候宜人。正在陪同妻子儿女避暑的黄维，突然接到国民党的一纸电令，便匆匆下山赶往武汉。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妻子和儿女竟足足等他等了27年。
随着国内战事的发展，国民党筹划成立十二兵团，蒋介石正在为兵团司令人选犯难，打电话询问在上海养病的陈诚，陈诚推荐爱将黄维和胡琏出任十二兵团正副司令。
此时，武汉正在筹办新制军官学校，效仿美国西点军校体制，黄维任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从汉口飞抵南京后，他向蒋介石表示“打完这一仗，我还是回去办学校。”蒋介石欣然同意。
黄维没有料到，这一仗并非他所设想的那样简单。在接下来的淮海战役中，黄维曾百般笃定地撕掉刘伯承、陈毅在12月12日给他的投降令，他认为这场战争几个月就会结束，而且是自己大获全胜。
具有戏剧性的是，在双堆集突围时，曾被毛主席称为“狡如狐，猛如虎”的胡琏，把最新式的坦克让给了黄维，结果坦克在行走十四里后突然抛锚，黄维无奈下车混在溃兵队伍中，接着被追来的解放军俘虏。而胡琏呢，则坐着他的旧式坦克成功脱逃。
黄维被俘，心有不甘。从一开始他就摆出一副对抗到底的姿态，在解放军的收容登记簿上，他填写的资料是：“方正馨，江西弋阳人，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当然这一切很快就被我方人员识穿。
当中原野战军动员被俘的十二兵团将领，给在处于重重包围之中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时，唯独黄维拒绝签名。一位战地记者问黄维：你为什么不早些投降？黄维拍桌大怒，“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
黄维的桀骜不驯，或许来自他曾经的“辉煌”：年，时任国民党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二旅旅长的黄维，曾在驰援赣州的战斗中兵败彭德怀，以至于彭德怀元帅承认为此犯了“严重错误”。黄维的成名之作，是年淞沪会战时的罗店之战，当时他任十八军六十七师师长，在他的带领下，手下将士浴血奋战一周，三个团长一死二重伤，最后活下来的人还凑不齐一个团的建制。
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以来，黄维惊喜地发现，解放军不但没有亏待他，反而对他们这群人厚爱有加。黄维每周有5斤面粉供应，每顿都是三菜一汤，而功德林里的管理人员却差不多每顿都是玉米、南瓜等粗粮，每月只能吃一次面粉，这令黄维百思不得其解。
这些并不能改变黄维的对立情绪，他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开始“蓄发明志”留起了胡子。他曾豪言：“在国民党时期留下的胡子不能在功德林的监狱里剃掉”，他的胡子最长时有一尺五寸。
黄维被编入董益三任组长的学习小组。一次，董益三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的《四大家族》，黄维当场提出反对意见，他的举动遭到其他学员的一致反对和批判。午饭后，黄维在笔记本上写下两行字：
龙困浅滩遭虾戏，
虎落平阳被犬欺。
小组学员梁培璜看见后，质问黄维“虾”指何人？“犬”又指何人？梁培璜属阎锡山旧部，和陈诚系的黄维并不相识。这时，军统出身的学习组长董益三拿起黄维的笔记看了一下，抬手就是两记耳光，重重地打在黄维的脸上。身为兵团司令的黄维怎能如此受气，他挥起一拳就朝董益三奔去，多亏梁培璜反应敏捷，拉住董益三就势一闪，黄维重重摔倒在地，脸上刮出血来。管理人员及时赶来，制止了这次恶性事件。据说，这是功德林里的第一次打架，也是最后一次。
这次事件后，黄维又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他把此诗递给战俘康泽，并悄悄对他说：“与君共勉”，好在康泽没有告密，也就没有引起第二次打架事件。
黄维身患五种疾病：肺结核、淋巴结核、腹膜结核、精囊结核、副睾结核。在患病的四年间，他不是躺在床上，医院的单人病房里，尽管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但周总理不惜动用外汇，派卫生人员去香港、澳门购买特效药，安排北京的医学专家为其会诊，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照顾，黄维的结核病彻底治愈。
黄维曾感慨地说：这么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即便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病愈后的黄维，多了两个绰号，一个是“神行太保”，一个是“书呆子”。他常常一个人背着手，在功德林的一处走廊里来回踱步，每次都可以持续两个小时，走路时他总是腰杆笔直，不失往日将军风采，大伙儿都称他是神行太保戴宗。黄维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研制“黄维永动机”，他要向科学的战场进军。
一天，张治中、程潜等人来功德林看望国民党战犯，黄维趁机向张治中递交“黄维永动机”制造说明书，恳请他转交中国科学院给予鉴定。张治中很快回信，并夹带一份中科院盖章的鉴定书，认为“此则不但不可实现，而且于理也说不通”，黄维拒不认输，依然对此痴迷。
为有利于其认真改造，周总理特别批示，让战犯管理所配合黄维的研究工作，甚至为他单独搞了一个实验室。
黄维依然故我，在小组的一次学习讨论会上，他再次大放厥词：我要坚持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决不向自己的敌人投降！
一语激起千层浪，“最有资格”的文强对他开始发飙：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后裔，先祖的民族气节，说的是对祖国的忠诚，而不是对主子的追随。当过国民党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十二兵团司令的人，如果连这个常识都搞不懂的话，那么请你给我闭嘴！
黄维果然不再说话，一门心思投入到“黄维永动机”的研制上来。
且说黄维妻子蔡若曙，自从庐山一别，与丈夫失去了联系。半年后，她忽然接到丈夫在“徐蚌会战”中阵亡的消息，国民党当局为其和杜聿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借以掩人耳目，鼓舞士气。
蔡若曙听说，国民党十二兵团全军覆灭后，“漏网之鱼”胡琏在南京向兵团各部团长以上军官家属发放三十两黄金“抚恤金”，她拖儿带女赶往南京，却遭到胡琏的白眼和怒斥：“十几万人都死在黄维手里，他就是死了，也是活该！”蔡若曙被胡琏的老婆轰了出来。
欲哭无泪的她带着四个孩子，跟国民党去了台湾。她依然不忘打听丈夫的消息，凭女人的直觉，她认为丈夫还活着。
几个月后，蔡若曙悄悄回到大陆，果然得知丈夫并未战亡，而是被俘虏了。她再次回到台湾，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儿女，途径香港回到上海。
起初，蔡若曙常常去帮街道和居委会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后来在陈毅市长的直接关照下，她谋到了一份在图书馆的工作。
有了收入的蔡若曙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就用作路费，到北京去看望丈夫。在功德林的会客室里，蔡若曙含泪倾诉自己的相思之苦，并愤然告诉丈夫自己遭胡琏夫人轰出家门的事。
黄维竟然不为所动，反而呵斥妻子多嘴，“你吃了几碗干饭我还不知道？你装什么进步？”
来北京之前，蔡若曙在上海问遍了自己能找到的人，几乎得到一致的答复：“黄维永动机”决然没有希望。这次她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告诉丈夫，要好好接受教育，努力改造自己，别做无谓的工作。谁知话刚一出口，便遭到黄维破口大骂：“你懂个屁！你给我滚！”
蔡若曙含着泪走了，在黄维的眼里，永动机胜过妻子和孩子，这也为他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黄维有四个孩子，老大黄新是被他送进金陵大学的。除此之外，后面三个孩子都是由组织送去的，老二黄理进了浙江大学，老三黄敏南进了复旦大学，老四黄慧南进了重点高中。黄维觉得自己应该用行动来报答共产党对他和家人的恩典，竟主动在监狱菜园子里给西红柿插杆、捆架、打尖，隆冬时节甚至会去给菜圃苫盖草帘。
回到上海的蔡若曙，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其注意收听广播，可能有黄维获赦回家的消息，一家人为此高兴得彻夜难眠。
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但这份名单中没有黄维的名字。
万念俱灰的蔡若曙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幸亏被同事发现才得以获救。从此她得了精神病，经常出现幻听、幻觉、失眠等症状，无法继续工作。后据女儿黄敏南回忆，上海图书馆破例为母亲办理了退休手续，让她可以领取退休工资，同时可以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
黄维的确曾经在第一批特赦人员的名单里，周总理甚至审阅过该文件，但是在战犯管理所签署具体意见时，因黄维一贯的顽固不化，再加上他糟糕的认罪态度，被管理所拒绝释放。
获释人员邱行湘前来看望黄维，他曾因劳动卖力而被黄维骂作“天生奴才”，邱行湘劝他不要抱住过去的东西不放，不要抱住永动机不放。黄维指着他说：“你走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邱行湘直奔清华校园，找到在此任教的黄维的女儿黄敏南，她无奈地摇头道：“没办法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地孤立他！”
黄维陪走了一批批同僚，他也由功德林转移至秦城监狱，再转至抚顺战犯管理所。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开，黄维的思想有了一些波动，但他仍坚持认为：“我无罪可交，更无罪可认，我最大的罪过就是在和你们的战争中打了败仗。”
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黄维，结核病再次发作，肚皮胀得很高，双腿肿得发亮，他不得不离开那设备堆积如山的实验室。
躺在床上的黄维，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即使大小便也下不了床，管理员老江照料了他四年，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黄维虽然嘴上不肯承认错误，但也不像以前那样对自己的战败耿耿于怀了。
黄维大病初愈后，又迎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毛主席“在押国民党战争罪犯全部释放，一个不剩”的指示，颁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
此处有个小插曲：在第七批也就是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特赦名单上，黄维的名字排在最后，周恩来总理在他的名字上打了个问号，并亲自将这份名单送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提起笔，在黄维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然后又画了一个长长的箭头，将他的名字提至名单首位。
在特赦大会上，黄维宣读了本根由国民党第十三兵团中将副司令李九思致毛泽东主席的感谢信。黄维照本宣科读了起来，接下来他针对自己的“黄维永动机”发表即兴演说：“其实我正是考虑到三年内战，妨碍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才要搞科学实验，发明一种举世无双的机器，把三年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一万，这有什么不好呀！”黄维的讲话，首次赢得满堂的喝彩。
3月21日，黄维一行乘坐火车回到北京。蔡若曙和女儿黄慧南在前门饭店迎接，一家人终于开心团聚，纷纷流下激动的泪水。27年了，当年在庐山时，黄慧南还是母亲肚子里的一个小生命，如今已这么高了，大家坐在一张餐桌上吃饭，有说有笑，甭提有多高兴。
令黄维颇感自豪的是，妻子27年来对他不离不弃，忠贞不渝。想想其他那些提前获赦的战犯，大多是妻子出走或者改嫁，即使没有的也是将丈夫拒之门外。想到这里，黄维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
获赦后的黄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有二百元工资，还分到了一套宽敞的住房，妻子也被调到北京并有了相应的工作。
黄维除了做好文史专员工作外，还决心加快永动机的研发进程，他不惜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妻子蔡若曙叹息自己苦等了近30年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她觉得自己的生活都快被“黄维永动机”毁了。
蔡若曙简直要把喉咙说破了，眼泪哭干了，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不久，大儿子黄新来信，说自己已恢复工作，并晋升为副教授，还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等装修完成就准备结婚。
蔡若曙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幸福，跑到黄维的实验室，将儿子的好消息告诉了他，黄维似乎不为所动，丝毫没有反应。她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黄维不耐烦地说了一个字：“滚！”
蔡若曙彻底绝望了，她来到离家不远的永定河边，跳了下去。
黄维感觉情况不妙，跑了出来，等他来到永定河边跳下去救人时，因不会游泳，自己也被淹了，幸亏路人将其救起，而他的妻子蔡若曙则永远地离开了他和他们的孩子。黄维大病一场，甚至无法出席妻子的遗体告别仪式。破镜重圆的幸福生活才刚开始，家破人亡便接踵而来。
生活还得继续，黄维似乎对永动机的兴趣没以前那么强了，晚年的他致力于两岸的联系沟通，决心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献出绵薄之力。
年初，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邀请黄维前去访问，有人告诉他，你的身份仍是现役军人，有一百多万美元的工资存在“国防部”待领，黄维笑道：“我在徐蚌会战中打了大败仗，理应军法从事，现在不但不惩罚我，反而要我去领工资，这岂不是天下奇闻？”
黄维曾向家人提及，“虽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我不愿意，我不想负任何一方，去台湾是为了两岸和解，是为了会见故旧，为了和平统一献出绵薄之力。”他说，蒋某人对我有知遇之恩，陈诚对我恩重如山，共产党待我不薄。早在我被俘的那天起，我就认定如果我能出狱，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解甲归田，回到我的江西贵溪县。
黄维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耿直，尊重感情，个性刚强，生活俭朴，为人称道”,这是全国政协对他生平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