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廉政文化主要体现在思想、制度和社会三个层面。在廉政社会文化中，主要以小说、戏剧等艺术方式来描绘官场上的贪与廉，抨击科举舞弊、卖官鬻爵的贪赃枉法行为，歌颂清官廉吏，反映社会现象，表达社会大众的意愿。明代的廉政文化建立在皇权之上，其倡廉反贪以巩固皇权为目的，并未真正维护公平正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明代廉政文化的形成背景
元朝末年，官场贪赃奢靡之风盛行，各级官吏把官职标有高低不等的价位，公开卖官鬻爵，贪赃索贿，这批通过金钱买到的官到任后极尽搜刮钱财，盘剥百姓，全然不知廉耻，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明初。
朱元璋领导农民军建立明王朝后，其中有众多归降的旧朝官吏，元末的贪赃之风亦随之带到了明初的官场上。明初的一些开国功臣在王朝建立后，许多人滋生出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的思想，倚仗权势，贪赃枉法，抑或巧取豪夺，贪赃枉法。
在正常赋税之外，额外科敛近千文，明王朝初期的吏治较之元末并没有多少改变，各级官吏巧取豪夺，地方豪强贪赃枉法。这种弊端极大地阻碍着明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针对元朝吏治“纵弛”对明初的影响，太祖认为，元末因宽纵而导致世乱，失去人心，进而灭亡。太祖采用重典惩处贪赃乱政的官吏，极大地扭转了元末以来的贪腐之风，体现出太祖重典下，对澄清吏治起了极大的的作用，为明朝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因此，明太祖在吸取元亡教训的基础上，整顿吏治，惩治贪腐，收揽民心，既巩固了皇明政权，使明初吏治焕然一新，也为廉政建设提供了条件。万物是联系的，社会是联动的，廉政不仅仅存在于法律之中，也存在于小说戏剧之中。
廉政社会文化
随着明代社会的发展，以廉政为线索的小说、诗词开始出现，其通过文学的方式直接映射社会风貌，鞭笞明代官场中的贪赃受贿现象，来表达下层平民渴望社会清廉公正的愿望。
（一）小说戏剧领域的廉政文学
1、“三言”和“二拍”
仁宣之后，贪赃枉法官员增多，社会亦随之出现了众多鞭笞官吏贪赃枉法的文学作品，如在《喻世明言》中描写了严嵩父子的贪赃行为，作者通过小说的形式讽刺严嵩父子利用权势，为非作歹，身边小人曲意逢迎，极尽谄媚，令整个官场受其牵制，公平正直的臣子如小说中的主人公沈炼被迫害致死，整个社会贪赃受贿现象严重。
小说最后交待了严嵩父子亦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严世蕃被处斩，抄没家财，严篙被遣到养济院终老，沈炼一家得以昭雪。在一定程度上，作者揭露了出当时的社会现状，渴望当权者能够惩贪倡廉。
文学作品中对贪官污吏的揭露和批判，表达了作者的用世之思。如《初刻拍案惊奇》中就对官吏的贪赃进行了讽刺，小说把这些有一定地位和学识但枉法的官吏、公子、举人秀才与强盗相提并论，视之为大盗，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一部分真实的写照，正如作者凌濛初自己所极力讽刺这些官吏以个人私利为准则，不问是非黑白。面对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小说在抨击的同时亦希望社会能够清廉公正。
因此，文后会有一些警语，如“奉劝世上廉明长者：一草一木，都是上天生命，何况祖宗赤子！须要慈悲为本，宽猛兼行，护正诛邪，不失为民父母之意。”
《二刻拍案惊奇》中直言贪官不如盗贼，江洋大盗有“侠义”之气，小说赞扬侠盗懒龙，懒龙同情贫苦百姓，能将盗来的金银赠给穷人，而原本应该代表正义的官吏却欺压百姓，倚劝弄权，小说对侠盗与官吏一正一反的对比，更明显地衬托出官吏更似盗贼，鞭笞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
文学作品并非都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对贪腐现象的刻画也会与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清平政治的渴望，对民众境况的忧虑之情是真挚的。
2、其他文学作品
《鼓掌绝尘》中描述了在科举考试中的贿赂现象。陈珍想做个现成的秀才，但自知才学有限，就想找个门路，买一个秀才，陈珍交了银子后，在考试时，“两次卷子，单单写一行题目”，就取得了秀才的身份，正如作者所言：虽只写一行题目，却也可以买一个功名，以此来鞭笞社会中的卖官鬻爵行为。
《醉醒石》中的吕主事也是花了千金，买得一个仪真知县。通过行贿而当官者，总要在当官后加倍受贿，以求能够“保本增利”，正如谷英泰在著作中所说苦的只有平民百姓罢了，以此来抨击社会中的贪腐贿赂之事，以期能够有一个清正廉明的社会。
《紫钗记》第二十二出《权嗔》中描写了卢太尉借科举来敛财的手段，陇西才子李益，正因没有对卢太尉拜谒送礼，即便是中了状元也遭到了排斥。科举不在是是王朝选取人才的途径，而成为了官吏敛财的工具。小说极尽细致的描写官场营私舞弊的行为，表达出了对科场舞弊受贿的不满。
（二）诗歌领域的廉政文学
1、鞭笞吏治败坏
明代中后期，许多愤世嫉俗的诗人以诗歌为武器，抨击腐朽的社会，痛骂贪官，呼唤廉吏。王世贞在《袁江流钤山岗当庐江小吏行》一诗中描绘了在严嵩父子把持朝政的朝廷下，大小百官，包括诸王和外国对其的贿赂，指出各种珍奇宝物都是搜刮民脂民膏所得，揭示了各级官吏为取悦严嵩父子，极尽谄媚的形态，以鞭笞吏治的败坏。
在地方，官吏则利用赋税敲榨勒索平民，敛取钱财，这在明代许多诗歌中都有反映。可见当时官吏对农民敲榨勒索是司空见惯之事。
小说《喻世明言》中，作者冯梦龙将《神童诗》改成讥讽严嵩卖官鬻爵的新诗，来讽刺官场的贪腐，一切唯钱办事。
针对官场中的贪腐行为，作者在鞭笞的同时，亦相信贪腐的官吏终会受到惩处，如在《醉醒石》中作者相信其罪行一定会被揭露，受到世人的唾弃，为人所不齿，希望官吏能奉公守法，保持名节。告诫世人要克己奉公，公正处事，为后人做出榜样。
2、赞扬奉公廉吏
明代一些人物所做的反映廉政文学的诗歌、楹联，表明了其以廉洁正其身，与贪腐对抗到底的决心。如于谦的《石灰吟》表达了作者坚持自己的原则，即使粉身碎骨也要保持清白的决心。于谦任兵部侍郎时，针对官吏趁巡视之机搜刮钱财，作《入京诗》予以讽谏，即为官要保持自律，不向他人索取额外之物，不留让人诟病的话柄。通过一贪一廉的对比，来劝诫后人要约己廉洁。
总而言之，文学是对社会现状的映射，其中的大部分文学作品描述了官吏的各种贪赃违法的手段，行贿受贿的方式，以及百姓对反贪所做出的抗争。在文学作品的结尾，多会有作者对事件的看法或评价，通过故事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即针对社会中存在的贪官污吏，希望在现实中能够被惩处，以维持社会的清正廉明。
明代廉政文化的特点
（一）以皇帝意志为主导
明初为稳定统治，太祖以重典惩贪，极大地澄清了吏治，使得官僚机制有序运行。至仁宣时期，由于皇帝勤政爱民，重视法制，惩贪倡廉，使得国家得以迅速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但是刑法因人而异，宽严不等。
如明代设立锦衣卫，以特务手段监控百官，把正规的考核监督机构放置一边，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行为导向，如果皇帝勤政，这种制度尚有一定的作用，但从明英宗开始，宦官出现把持朝政，皇帝惩贪倡廉的意识日渐薄弱，甚至出现以皇帝为首的贪赃行为，使得吏治逐渐败坏，贪赃枉法行为开始肆虐。
因此，国家是否有序运行，官吏是否秉公执法，多由皇帝的意志决定，皇帝奉公守法，社会就会相对清廉；皇帝荒废朝政，整个统治系统就会失去监控，不法行为随之滋生。
（二）重惩罚不重预防
对于廉政制度的完善，统治者往往只是消极的去弥补过去的缺陷，而不是积极地防患于未来。不是在问题发生前采取预防措施，而是在问题发生后不得不去补救。
关于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虽然统治者在前期实行过严厉的惩处制度，但一直没能建立有效的清官廉吏队伍，从而能从根本上治理贪官污吏的制度体系。如明太祖采取重典惩贪，也只是使“吏治澄清百余年”，制度稍一宽松，那些在严刑峻法中略有收敛的贪官便会再度枉法，甚至更加贪婪。
长期以来，统治者治理国家讲求礼法并用，既重视成文的制度规定，也重视礼仪道德规范，以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但是明太祖在重典治贪下，对百官开创廷杖之例，法外施刑，打破了前代的“将相不辱”的传统，也折损了官员的廉耻和自尊，使得此后的廉政建设开始重“法”而轻“礼”，官员洁身自好的道德规范意识减弱。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由崇尚清廉节俭转向追慕浮华奢侈，旧有的道德规范对官僚集团的约束力逐渐降低，礼义廉耻成为了一种摆设，不再是为人为官的准则。
随着皇帝的怠政，官僚不再受制于体制的束缚，贪赃枉法行为随之增多，海瑞的洁身自好，被庸官认为是迂腐，其本人后来被谪到南京任职，也可被看作是不容于朝的一种表现。在这种士风之下，廉政已无从谈起。
（三）随社会发展而变化
明代社会进入中期以后，一改前期的尚俭之风，崇尚奢侈，追金逐利。从小说戏剧中便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官场黑暗行径，整个官僚系统以贪赃为能事。这使得倡导廉政的对象发生逆转，前期是统治者倡廉惩贪，后期是人民揭露官场贪腐，渴望清廉社会。